打黑是一场社会改革的前奏，本身问题很多，但是没有打黑的时候，公安的问题可能更多，这是中国的现实，重庆已经遁入云南省委宣传部长伍皓式的困境，不做似乎比做好。 

　　这就是为何精英与大众立场的分野，老百姓说不出话但是心理明白，精英说出话，但是却利益和立场复杂，对推进社会改革和司法进步的策略和路径值得研究，没有强大的普法启蒙和文化意识，在公、检、法和律师的几方中，要形成利益链条消解程序正义何其易也，不然乌小青及其情妇律师胡燕瑜等也成不了利益链条的一方，我们都太低估当下糟糕的诚信体系和中国熟人社会对司法的影响。 

　　认真阅读了李庄案第一次庭审的辩护词，个人判断，实际的情形可能是双方都在高喊法治，其实李庄捞钱是事实，当然，律师无论是为了理念也罢，对生意有乐趣也罢，无关大雅，但是在辩护策略上却采取了最猛的做法，已经让公安没有退路，但是他的大意和轻敌给自己的办案留下瑕疵，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足够的智慧，可以化解，双方都不要唱高调了。也许，某种形式的和解和妥协是最好的结果。 

　　李庄案本来不怎么样，但是从一开始他要从刑讯逼供入手，就已经演变为一场打黑与抹黑的对决，一场社会治理失败后铁腕与自由派的对决，何兵北京研讨会却让这种对决升级，所以现在看不到和解的姿势。围绕这几不到人民的支持和同情，所以他们把自己看着是为信念而不惜牺牲的江姐，需要唤醒更多的民众，却忘记了他们离民众久矣，要获信任挺难，所以这样一种独孤求胜的姿态更加剧了他们把重庆想像为一个当然的斗争堡垒，双方都在高喊自由、法治、人权，却难以形成和解，长平先生说打黑已经断裂，其实是这个社会已经断裂。自由派喜好程序后的正义，老百姓喜欢当前的甜头，各取所需，在制度设计上形不成交集，在老百姓眼里，司法现状是既无程序也无正义，现在有一点正义也好，在自由派眼里，程序正义是神圣不可进犯，关系家国大事，不得不察。由此衍生的道德诉求和法治诉求何其多也。几天下来，或吵或骂，难以妥协。 

　　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应该有一个社会改革的阶段，发育公民社会，形成中间阶层，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清帝国瓦解之后，蒋介石集团重建中国上层社会，得以坐江山，毛泽东成功动员和组织下层社会，得以江山一统，但是中国社会结构仍然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始终是一种对决的姿态，盖因中间阶层难以形成，重庆社科院最近把重庆社会划分为11个等级，仍然是下层众多，社会治理落后，社会建设滞后，导致的民生怨愤， 

　　利益的断层，为黑社会和社会黑恶化形成产生了温床，老百姓对之恨之入骨，打黑对于社会改革和重建的意义也在于此，重建了行政、司法公信，重建了法治经济，老百姓对此倍加爱护，倍加珍惜，但是这些在法治理想主义者眼里，却是运动式打黑，是以一种不规范创造了新的不规范，由此，李庄案成为观察不同阶层、不同利益角力的分水岭，伍皓式的困境因此产生，不去做吧，没人注意，你要是做，就要全力做好，要按照严格的范式来，却忘记了司法体系本身的滞后和破败，靠几个打黑英雄道德式的突进，实在不易。改革的舆论困境由此产生，在这样的争议中，精英们只是心里不爽，官僚阶层只是心理难受，改革家只是感到阻力，只有民众，是这场论争的输家，他们渴求的社会公正并不因为李庄案而改变。

文/两江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