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锄禾日当午”这类古诗,一些文学和学术著作,也是我们阅读饥饿的途径。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就说过,当初是孤独和饥饿让他走上了文学这条道路——莫言出生于1955年,记事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饥饿的景象在他的作品中多有体现。比如,拟入选中学教材的《透明的红萝卜》一文,对主人公黑孩有这样的描写,“有跑的动作,没有跑的速度,两只细胳膊使劲甩动着,象谷地里被风吹动着的稻草人”,“肋条跟胯骨连在了一起”等。

阿城的《棋王》也有类似描述,“我看他对吃很感兴趣,就注意他吃的时候……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他对吃是虔诚的,而且很精细。有时你会可怜那些饭被他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点儿惨无人道。”这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但那是在大饥荒中劫后余生的条件反射。

这让人想到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书中主人公在获救后还在船上藏粮食,把船上的饼干藏到他的褥子底下。描述饥饿的还有路遥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讲述了六十年代农村贫困生马建强在县城求学的故事。而直接讲述饥荒如何惨绝人寰的,就是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了。

体验饥饿,不能止步于饥荒本身,还应探寻造成饥荒的原因。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对饥荒现象做了剖析,他指出,大饥荒的成因虽然看上去是自然灾害,但实际上是因为权利贫困。

除了阅读,还可以和上一辈人交流。有过来人对我说起过,那个时代我们老家的人身上普遍浮肿,干部除外,一按就是一个坑,起不来。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有一件事,去年我和朋友在武汉采访一位研究大饥荒历史的前辈,在一家酒店和他共进午餐,因为是自助餐,我们就每样都打了一些,结果量就多了。落座后,这位前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今天的饭菜都要吃完,我父亲就是饿死的。那是我这几年来吃得最饱的一顿饭,也是最干净的一顿饭。不只是出于对前辈的敬重,也是出于对那些饥荒中无数死难者的歉意。

世界粮食日,该体验饥饿的,不仅是我们的肚子,还有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灵魂。[详细]

如今，8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群，大都对饥饿没有什么切身的体验，甚至对于物质短缺，也仅有模糊的记忆或者仅仅停留在父辈的叙说中。其实，即使是经历过饥饿年代的80后的父辈们，由于当时尚在童年，在经过近三十年由温饱至小康的过程之后，记忆也有些模糊。而前者，正在或即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后者，则正是政、商、学等界领导位子上的主角。这些人对事物的认识，对社会的发展正在或将要产生深远的影响。

很多道理，大多数人都能听明白，也能给别人讲明白，但是却往往仅仅停留在道理阶段，如果没有切身的体会，很难有更深的理解。而对道理理解的深度，决定着做事的深度、角度和透彻度。比如饥饿，饭后几个小时感受到的饥饿，与三天不吃饭的饿，以及一个月每天只吃一个馒头积累起来的饥饿感，都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作为粮食系统的干部职工，保护粮食安全是其职责所系，而且他们的一切工作也都受着规章制度的约束，可以尽可能地保证其工作中不会渎职，但能否有一次切身的体验，却会对其能否有更大的作为产生影响。

从个人的层面来讲，家里有一袋米、半袋面，或者仅仅是备上几包方便面，便完全不用发愁饿肚子的问题。因为，在物质丰富、商业发达的当下，只要有钱，随时可以从跟住处最短的距离内买到足够的食物。但是，经历过长期饥饿的人们的反应却与此截然不同，比如，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曾在《我心中的少林》中，提到他的师父曾嘱咐他常备两三年的口粮，以备不虞。这种做法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有些可笑，可在经历饥饿、苦难的人那里，却是多少年、多少代生活经验的积累。

科技的发展，农业灌溉、种植技术的推广，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农业尽可能地避免天灾的影响，实现稳定增产，这也使得人们，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民，很难再对灾年产生担忧。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谁都无法保证意外的发生。十几亿的人口，庞大的粮食需求，万一遇到影响面积巨大的灾年，怎么办？[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