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公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备受关注。《建议》提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总人口突破14亿，根据趋势估计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进入负增长。老龄化、“少子化”已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灰犀牛”之一。

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数据，我国实际生育率大约在1.5%至1.65%之间。国际上通常认为，人口生育率2.1%为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为低生育水平，1.5%以下为很低水平，1.3%以下为超低水平，被称为“低生育率陷阱”。我国人口生育率已经接近很低水平。东北三省的生育率比日本、韩国还要低，已进入超低生育率。一个变化是，家庭传承责任逐渐淡化。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

“少子化”（青少年占比下降）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影响着现代化的进程。我国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重，2014年只有16.5%，明显低于世界27%平均水平，不仅远低于印度的34.0%、南非的32.0%、巴西的28.0%，甚至比美、英、法等发达国家水平还低。按照人口统计标准，我国已处于严重“少子化”状态。

在人口结构失衡困局中，“少子化”将直接危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陷入了低生育陷阱，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内需不振、创新能力减弱及财政供给压力增大，当前日本40%财力花在养老上。上两轮金融危机，美国之所以能从金融危机中快速复苏，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口结构健全。当前我国人口状态已呈现低生育、老龄化及“少子化”叠加特征，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如果不加大调整人口政策步伐，无疑将步日本后尘。

发达国家出现“少子化”现象,普遍是在进入发达经济体后,由于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和观念改变,才出现生育意愿降低的。当前我国发展水平离现代化目标距离甚远,而人口就已进入“少子化”,并且愈演愈烈。如果我国人口政策不及时促进人口结构向正常水平回升，将会导致经济下行压力抬升。青年占比减少会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导致产业总量萎缩，制约经济转型升级。青年的缩减叠加老年人累积，相应给社会养老带来巨大压力。据预测，2030年后养老困局更大，供养一位老年人所需劳动力将由目前的1：5演变成1：2。

长期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忽视结构的把握。如果生育限制再扩宽，并实施积极的鼓励扶持政策，才有望改善人口结构。错过了放宽生育限制的最后窗口期，即使以后加大力度鼓励生育，由于育龄妇女急剧减少，也将难以促进人口结构回升到正常水平。所以，人口管理的当务之急，是由数量控制转向改善优化结构，提高生育率和生育量，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加力促进人口结构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关键是见事早、行动准。如重庆市积极开展应对老龄化行动，不仅明确了生育生活津贴，还把增加的产假视为工作时间，对符合条件的生育职工由国家基本假98天调整为128天，所在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或其他福利待遇。适当鼓励生育，已上升为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意。

作者：北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