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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践悟十九大】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为何就如此“刚刚好”?

来源:华龙网2017-11-02

    沐孜鱼

    要想弄清楚为什么,还得先回到十九大的报告上来。

    十九大报告中第四部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谈到未来的战略部署时明确了七大战略,其中就首次提到了“乡村振兴战略”。紧接着第五部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未来经济领域的具体安排时,就乡村振兴战略做了一个段落的专门阐释,详细提到了总体要求,“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等等。

    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其言下之意,乡村振兴战略本质是“三农”建设的延续,可是,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其重视从未减弱,可为何又在本次十九大特地将其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丰都县保和镇余家坝村)

    这里可能需要先介绍一点背景知识。

    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最终整个社会进入“一元经济”的状态。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甚至劳动力回流的转折点,在经济学界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换句话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从传统农业与现在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到实现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的状态,必然会出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发达地区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也必然会随着人口成本的逐渐上升,人口红利的逐渐消解,而出现劳动力向农村地区回流的“刘易斯拐点”。

    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国所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客观现实。有专家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16年左右,也就是说,在2016年前后,我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殆尽,劳动力出现了从东向西,从城市向农村的回流迹象,也可能接下来劳动力就会继续大规模回流。

    (丰都县高家镇巴渝小苑)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句话一点不假。中国能够创造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的奇迹,不是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深刻地把握现实、适应现实,又能智慧地给出最佳的执政方略,引领现实么。

    当广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时,就必须加快发展劳动力市场,构建各类招工平台,促进劳动力要素充分流动;当广阔的农村地区,因为青壮年的外出而出现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等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时,就必须积极地开展各类心理疏导、农村社会保障等服务工作;当大量农民朋友涌入城市,就必须不断完善制度,保障他们在城市的合法权益,以及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等等。

    社会发展导致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又引发新的社会问题。但我们只能顺着规律,尽最大的努力促进劳动力流动,同时最大限度地缓解或者解决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切不可畏惧新的问题而抑制劳动力流动,本末倒置,反其道而行之。

    可现在不一样了,既然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那就意味着,相较于过往,中国的发展在地区平衡性和城乡差异性上都有了很大改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富余劳动力从东回到西,从城市回到乡村,带回来的不仅仅是当初输出的粗放劳动力,还有劳动者先进的发展理念、开阔的现代视角甚至精湛的专业能力。加之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方面多年的培育,西部、农村地区也早已具备了一定的创业基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农村经济的腾飞就差那么临门一脚。

    “这一脚”就是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既是战略的总体要求,更是新时代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三权”分置制度,又为广大农村地区融入现代市场荡平了产权制度的障碍;贯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经济发展总线,呼应“创新创业”这一时代主题,与区域协调、创新驱动等其他发展战略的深度融合……每一条都是直接针对“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一脚”简直踢到了时代的“命门”!

    总之,在十九大这个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关键节点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不快不慢、不左不右、不进不退,一切都“刚刚好”。

    (丰都土家山寨)

    “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理政最高的境界也不过就是这个“刚刚好”。这个党,总是不断地实践,不断地认识,不断地挖掘规律、创新理论,然后又不断地用理论指导未来实践的创新,如此循环反复、孜孜以求,才能审时度势,“刚好”卡住每一个时代的关键节点,才能精准施策,在每一个时代的客观规律下,都能求得国家进步、民族发展的“最大值”和“最优解”。

    “新常态”的判断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如此,“新时代”的把握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亦是如此,而“三农”建设的阶段性分析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只是这种“刚刚好”的智慧一个非常小的个案罢了。

    当然,如果继续深究,“刚刚好”的本质,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治国理政中出神入化的应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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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践悟十九大】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为何就如此“刚刚好”?

2017-11-02 20:38:11 来源: 0 条评论

    沐孜鱼

    要想弄清楚为什么,还得先回到十九大的报告上来。

    十九大报告中第四部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谈到未来的战略部署时明确了七大战略,其中就首次提到了“乡村振兴战略”。紧接着第五部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未来经济领域的具体安排时,就乡村振兴战略做了一个段落的专门阐释,详细提到了总体要求,“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等等。

    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其言下之意,乡村振兴战略本质是“三农”建设的延续,可是,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其重视从未减弱,可为何又在本次十九大特地将其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丰都县保和镇余家坝村)

    这里可能需要先介绍一点背景知识。

    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最终整个社会进入“一元经济”的状态。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甚至劳动力回流的转折点,在经济学界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换句话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从传统农业与现在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到实现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的状态,必然会出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发达地区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也必然会随着人口成本的逐渐上升,人口红利的逐渐消解,而出现劳动力向农村地区回流的“刘易斯拐点”。

    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国所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客观现实。有专家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16年左右,也就是说,在2016年前后,我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殆尽,劳动力出现了从东向西,从城市向农村的回流迹象,也可能接下来劳动力就会继续大规模回流。

    (丰都县高家镇巴渝小苑)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句话一点不假。中国能够创造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的奇迹,不是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深刻地把握现实、适应现实,又能智慧地给出最佳的执政方略,引领现实么。

    当广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时,就必须加快发展劳动力市场,构建各类招工平台,促进劳动力要素充分流动;当广阔的农村地区,因为青壮年的外出而出现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等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时,就必须积极地开展各类心理疏导、农村社会保障等服务工作;当大量农民朋友涌入城市,就必须不断完善制度,保障他们在城市的合法权益,以及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等等。

    社会发展导致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又引发新的社会问题。但我们只能顺着规律,尽最大的努力促进劳动力流动,同时最大限度地缓解或者解决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切不可畏惧新的问题而抑制劳动力流动,本末倒置,反其道而行之。

    可现在不一样了,既然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那就意味着,相较于过往,中国的发展在地区平衡性和城乡差异性上都有了很大改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富余劳动力从东回到西,从城市回到乡村,带回来的不仅仅是当初输出的粗放劳动力,还有劳动者先进的发展理念、开阔的现代视角甚至精湛的专业能力。加之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方面多年的培育,西部、农村地区也早已具备了一定的创业基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农村经济的腾飞就差那么临门一脚。

    “这一脚”就是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既是战略的总体要求,更是新时代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三权”分置制度,又为广大农村地区融入现代市场荡平了产权制度的障碍;贯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经济发展总线,呼应“创新创业”这一时代主题,与区域协调、创新驱动等其他发展战略的深度融合……每一条都是直接针对“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一脚”简直踢到了时代的“命门”!

    总之,在十九大这个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关键节点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不快不慢、不左不右、不进不退,一切都“刚刚好”。

    (丰都土家山寨)

    “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理政最高的境界也不过就是这个“刚刚好”。这个党,总是不断地实践,不断地认识,不断地挖掘规律、创新理论,然后又不断地用理论指导未来实践的创新,如此循环反复、孜孜以求,才能审时度势,“刚好”卡住每一个时代的关键节点,才能精准施策,在每一个时代的客观规律下,都能求得国家进步、民族发展的“最大值”和“最优解”。

    “新常态”的判断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如此,“新时代”的把握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亦是如此,而“三农”建设的阶段性分析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只是这种“刚刚好”的智慧一个非常小的个案罢了。

    当然,如果继续深究,“刚刚好”的本质,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治国理政中出神入化的应用,而已。

[责任编辑: 江谷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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